制度化的文學與文學化的制度 Fy0 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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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不斷鼓吹“法治”和制度崇拜的今天，在我們的生活越來越制度化的時代，文學這種被現代定義為“想象”和“虛構”的東西也越來越擺脫不了各種權力制度的規制。現代文學越來越成為一種打上了權力印記的 “產品”。然而，反過來，制度和法律又同樣依賴于敘事、想象和虛構。 X%iJPJL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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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一次會議上，韓毓海說，經濟系是建立在中文系上面的，很多人都大笑了起來。這是一個極為深刻和精彩的洞見�？墒�，恐怕很多人根本沒有聽懂他在說什么，只是覺得這種說法足夠荒唐可笑的，因此忍不住捧腹大笑起來。韓毓海要告訴我們的是，不僅今天對于金錢的崇拜是建立在某一種剛剛創造出來的理論上面的，而且被我們頂禮膜拜的所有價值和制度都是建立在這樣一種并非永恒固定而是不斷虛構創造的基礎上面的。 g5RH:]D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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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化是當今世界最大的神話和最神圣的價值�，F代是一個國家不斷提取權力、不斷把權力集中到國家的過程�，F代的趨勢是，國家權力無孔不入，越來越全面和深刻地滲透到所有的地方，權力不僅成為控制我們的環境，而且權力滲透進我們的身體和心靈�！疤旄呋实圻h”已經只是過去的傳說了。在現代，我們每個人都是處于透明的狀態，在國家權力面前無所遁形。所謂現代化，不僅是軍事、法律和國家機器現代化的過程，而且也是我們的身體和心靈不斷地 “被現代化”的過程。從“鍛煉身體”到“隆胸”、“瘦身（舍賓）”，從“脫褲子”到“洗澡”、“洗腦（觀念更新）”，我們的身體和心靈也在不斷地被開發和格式化。越來越完善的制度，越來越成熟的技術，從“三圍”到“小康”，我們的生活、身體和心靈也越來越達標。我們的生活、心靈和身體越來越順從和依賴于（權力）制度和技術。 bWSc&/ 9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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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們常說的那句話，我們的的一切都應當歸功于黨組織，歸功于國家。我們的文學事業也應當歸功于文學的法律和制度。正如如果沒有黨我們就會無所作為一樣，如果沒有一套文學法律和制度，我們就不知道怎么寫作。文學不斷地建立各種表達和書寫機制。在古代，用文言寫作是“雅”，用白話寫作是“俗”；相反，在現代，用白話寫作才是“雅”，用文言寫作則成為了“俗”或者“保守”�！对姶笮颉氛f“詩言志”，于是我們言志；陸機說“詩緣情”，于是我們抒情；有人說“詩莊詞媚”，于是我們寫詩的時候要道貌岸然，寫詞的時候要遍地風流；在詩里，要誓言“生當作人杰，死亦為鬼雄”，寫詞的時候，可以“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到梁啟超把小說這種從前是消遣游戲的東西和個性解放、社會革命以及現代民族國家的創造這種宏偉敘事聯系起來變成了“政治小說”之后，小說從“下流”一躍而成為“正宗”，直到“解放”后“作家”成為“國家干部”（其反面是“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梁啟超的《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一文奠定了中國現代文學的基礎。一部現代文學史和現代民族國家的創造和建設具有最密切的關系。按照嚴家炎的說法：“從一定的意義上說，魯迅的《藥》《阿Q正傳》等作品正是形象化的‘民國的建國史’”。 楊沫寫作《青春之歌》的時候，梁斌寫作《紅旗譜》的時候，柳青寫作《創業史》的時候，他們都意識到他們是在譜寫中國知識分子的成長史或者民族國家和階級斗爭的史詩。我們不僅把民族國家作為文學創作的最根本的依據，而且把民族國家作為文學批評和文學史寫作的最根本的參照。五四愛國反帝運動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起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成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分水嶺。文學創作成為新的國家和社會的創造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文學制度成為國家制度的不可分離的一部分。 z>\l%_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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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個世紀80年代，當“經濟是最大的政治”之后，王蒙注意到了“文學失去轟動效應”這一現象，文學越來越疏遠于政治制度，同時越來越密切于經濟制度。文學脫離了“為政治服務”的控制，取而代之的是“市場化”和“商業化”的控制。到上個世紀末，中國文學有所謂“諾貝爾文學獎情結”，“走向諾貝爾文學獎”叢書等新的表述和編碼逐漸成為規劃和組織中國文學生產的方式。為“諾貝爾文學獎”寫作，為那個名叫馬悅然的瑞典老頭寫作，成為了中國作家最偉大和最神圣的目標。諾貝爾文學獎以巨大的商業利益成為收服中國作家的重要權力和制度�！笆裁词俏膶W？”在今天中國得由諾貝爾文學獎評委說了算。此外則是“五個一工程”等各種評獎制度等表達各自不同目的的文學法律和定義。 q"6$#o{~U
